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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于同学的事告诉表妹的时候她大呼小叫起来
“你不应该这样说你的同学!”
“但她就是脑瘫,不是骂人,是一种病……”
“即使真的是病你也不应该这么说!我要去告诉我妈妈!”表妹钻出屋子跑走了,厨房远远传来她的声音:“妈妈!小羽说她们的同学是脑瘫……”
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从前门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了第一排最靠中间的那个位置,坐着一个以前没见过的姑娘。脸圆圆的,很白,眼睛很大,短发卷着,头上别了一个粉红色的发卡,表情有些不自然。
刘老师向我们介绍她,这是于同学。我们班的人数一直不是40个,而是41个,她将占据后面柜子中第41号位置。于同学因为身体原因一年级没有来。全班鼓掌对她表示热烈欢迎。
小脑性瘫痪。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复杂的词汇对一个人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只是很快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
她不爱说话,声音总是抖着,让人很难辨认;总喜欢一个人低着头,走路要有人扶着,走得很慢很慢,还有两个大人陪她上课。一个是她妈妈,一个是她的阿姨。
刘老师说于同学来我们班,是因为我们班好,学校才会放心的把她交给我们,我们要多照顾她,把教室的前门专门让给她走,要对她友善,多找她聊天……再这样的授意下,每次课间都有人围在她旁边,她的妈妈笑着陪着她,大家都在笑着,相处很融洽。
我从来没有主动找她说过话。
后来,陪着于同学的家长从两个变成了一个。也许是现在看起来一切都还不错,她妈妈不再陪着她上学,只剩下阿姨每个中午来照顾她吃饭。
于同学不太说话。以前的聊天都是两个大人代答,再去找她也很少会回应。就这样,她旁边的人越来越少。她周围的热闹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再后来,事情起了一些变化。源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似乎是因为她和刘老师在作业方面起了一些小矛盾。这个矛盾的第二天,刘老师在课上生气地把练习册摔在桌子上:“……有些同学呢,在手册上画个小人,写一个‘刘’,写 ‘不好’,以为我看不见……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我对你们好不好,我为你们付出了多少精力blablablablablablablabla……”
下课之后,有人在班里小声传开,说:“那是于同学写的……”
从那之后,刘老师,和我们心里对于同学的态度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件事情也许是一个导火索,从刘老师的转变开始,激起了当时我们心中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不满。
对她总是慢慢吞吞,对我们表达出的“善意”不加以回应,总是自己一个人低头干些什么,老师还总是很喜欢她,她却看起来不是很喜欢我们。
这种不满后来上升到了一个最高点。是折纸宝塔事件。
好像是国庆节附近,一个女孩子送给刘老师一个那种纸折成的宝塔,我曾在折纸书上看到过。很复杂的叠法,一共要折九个,摞在一起。
刘老师很喜欢那个宝塔,把它摆在离讲台最近的窗台上。大家下课都围过去看。
因为身体原因,于同学不需要上体育课。每次我们在外面煎熬运动的时候,她能在教室里待着,我曾因此很羡慕。我们在外面自由活动跑来跑去玩的时候,她也只能在教室里坐着,我曾因此很替她惋惜。
事情就发生在体育课。当我们在外面疯跑了一圈回班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发现折纸宝塔坏了。
想必是坏的很彻底,因为那个女孩身边立刻聚集了一小群人,大家大呼小叫,她立刻去找了刘老师,她哭了。
“是于同学干的!只有她一个人待在班里,我还看见她中间到窗台边上把它拿起来了。”
这不是背后告状,是当面控诉。于同学就坐在离她不到三米远的地方,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听见她们的话,抬头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刘老师安慰了宝塔的主人,也什么都没说。
我想刘老师大概是不高兴的。她很喜欢那个宝塔,而似乎自从作业事件开始她就不太喜欢于同学了。
至于我们其他所有人,自然都站在了宝塔主人那一边
“她一定是故意弄坏的!” “她瞧着宝塔好就觉得不顺眼!” “太过分了!” “她都没有道歉” “人家辛辛苦苦叠的宝塔这就弄坏了” “她是嫉妒吧”
可能是因为于同学在我们班并没有真正的朋友,我们都不太喜欢她,没有人帮她说话。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社交和与别人相处。
没有人道歉,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大庭广众公布和批判于同学。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不过从此之后,我们给于同学打上了一个“坏孩子”的标签。
这种标签是很可怕的。
所有坏事都会被怀疑在你头上,老师不喜欢你,没有人愿意和你小组合作或待在一起。
偏见。这种偏见在一二三年级始终持续着,直到四五年级或再长大一点,才会慢慢消退一些。
小孩子大概很少会认真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曾经不小心把口香糖带到了床上,变成了很恶心的黏糊糊的一团。老师大呼小叫,而我们一群孩子是激烈讨论着出去的。
我左边的女生说“xxx故意把口香糖带到床上!”
我说:“是的!他就是故意在床上玩的”
另一个说:“对!他还把口香糖搓成球!”
似乎那时候的我们就具有了嚼舌根的雏形,对前一个人说的话加以附和并在此基础上添油加醋。可能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说对那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直到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对我说:“你们不要这样说了,他没有!”
于同学的这件事好像也是这样,一但一个恶意的开头开始,大家就会往上加码,越激越烈。
后门因为很多人走而变得拥挤,换座位的时候她永远坐在中间,只有她能不写作业,老师还因为她的错误连坐我们全班。
但是毕竟没有发生更校园暴力的事件,我们只是,都不太喜欢她。
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于是和于同学有关的风波就此沉了下去。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没有人和她说话。刘老师对她的特权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班上的同学。只是非常不合群,还有些特殊。
我们没有人再见过体育课上她在教室里慢慢挪动的身影,她似乎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后来到了那年年底,于同学给了每个人一张小小的新年贺卡。里面的字不是她写的,我觉得送贺卡的这个主意大概也不是她想的,毕竟她好像不太喜欢我们。只是每一张贺卡的正面都被贴了一张贴画,大概是她亲手贴的,歪歪扭扭的。我的那张上写了“mom”,画着一个长头发的卡通人物,与新年贺卡显得风马牛不相及。
落款是2013.12.27+于某某
这是我那年圣诞收到的第一张贺卡,我把它随手塞进了家里进门桌子上用来装杂物的酸奶盒子里。
再后来,于同学突然不来上课了,刘老师说她可能是不太适应学校生活,又休学了。
她就这样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三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从刘老师变成了王老师。
记得我曾在上学路上把于同学在作业里画小人,说刘老师不好的故事讲给爸爸听。他说这个姑娘很有个性,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我说,她有残疾,她得了脑瘫。爸爸发出了很惋惜的叹息。
我那有时候在想,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呢
直到六年级。
临近毕业,有人在王老师随手放在讲台上的学生档案簿上发现了什么。讲台前凑了三四个人,我也去看。
在班级最后一行,写着于同学的名字
后面那一栏“已休学”三个字被划上了一条横线,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字体相同,但却显得格外冰冷而无情的字
“2013年12月30日死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面对同龄人的死亡。
我回家翻出了酸奶盒里的新年贺卡。它被扔在那里四年。
就在我得到那张贺卡后三天,离新年只有一天。就这样猝不及防。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一开始写的是已休学,我可以脑补出很多种可能。
据说于同学是因为感冒去世的。
生命有多脆弱,多珍贵,多神圣。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现在想想已经过去快十年了。
“小孩的恶意比成年人的更纯粹,更直接,更无理。”他说的没错。
伤害别人的事,被别人伤害的事。前者往往比后者更让人不想去面对。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自私的基因,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
到底那个是对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于同学的人生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但她大概不快乐。
我想我是一个冷漠冰冷的看客,像鲁迅“看客杀人团”里的那些大概一样,
人只有经历事情和反思才会成长吧,大概。
已经快过去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