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终稿

“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

 

“关于往日,我能写的,只是我的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史实。我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终于追踪到史实;追踪所及,无不是记忆和印象。”

——史铁生 《我与地坛》

 

壹 回想曾经旁观过的死亡

“死亡光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

 

疫情期间,我总和母亲出去散步。

楼下疯跑疯喊的一群小孩终于被他们的家长拖回家的时候(这算是聚集性活动了吧),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此起彼落,此消彼长,等他们回去了,我和母亲就动身下楼。

这个时间小区里已经没什么人在外面活动了,大约是因为位置偏僻,落户在这里的人少是需要朝九晚五地来回往城中心跑的年轻人,多是老人和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至少我们家对面那栋楼里,老人成群,孩子成群,只要不是饭点和睡觉的时间(即上午九十点钟、下午三四点钟、晚上七八点钟),楼下简直人声鼎沸:十几个学龄前的孩子(那栋楼好像家家户户都生了二胎)一边追跑打闹一边尖叫,“属引凄异,哀转久绝”;一帮大人摇着蒲扇高声攀谈,“纵横礼乐三千字”,无所不知,知无不言,言——或许有不尽。(我们小区隔音极差,我在四楼连他们在聊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

为了缓和一片漆黑中过分的安静,我总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到天南海北。直到十一点多,露水重得让人难受,楼房的墙体里嵌着的窗户又黑了几扇,两个人才晃晃悠悠地回家——父亲也还没睡。

有一天我突然和母亲聊到“死亡”。母亲说,她只亲自旁观过两次死亡——“亲自旁观”是相对于“远远地听说”而言。一次是我的外公,她参加了葬礼的全过程;一次是她的同事(母亲管他叫“马哥”),她只参加了追悼会。母亲的爷爷在她出生前就去世了,奶奶是她出去工作之后去世的。(至于母亲为什么没有提及她的外公外婆,我猜可能是因为在她小的时候,她的家乡乡土性依旧浓重,“外公外婆”算是外人。)

依据母亲的描述,母亲的奶奶的乡土观念之强可见一斑。母亲是四川人,“天府之国”果真比北方富庶。所以在母亲小时候,她奶奶甚至有闲钱带着母亲那一辈的一帮孩子出去吃面(花钱买馆子里做的面条吃已经算是带有奖励性质的消费活动了)。面有贵贱之分,孩子有男有女,于是男孩可以吃有肉的臊子面,女孩只能吃没有肉的汤面。

然而,好比带出去五个孩子(A、B、C、D、E),其中有两个(A(男孩)、B(女孩))是这位奶奶的亲孙子/女,还有三个(C(男孩)、D(女孩)、E(女孩))是家族里同辈的孩子(不是亲生),那么A和C都能吃上臊子面,尽管C不是这位奶奶的亲孙子;B、D、E都只能吃汤面,尽管B是这位奶奶的亲孙女。母亲就相当于B的角色。

虽然重男轻女,但也不能说这位奶奶对母亲不好,毕竟以一定程度上脱出乡土性的视角审判乡土中人,未免有失偏颇。但在这位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通知在外工作的母亲和舅舅(母亲的亲哥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才知道这个消息,至今犹感遗憾。

于是我想到,自己还没有“亲自旁观”过任何人的死亡,均是“远远地听说”。但总觉得这些“听说”也应当被梳理、记录一下。

 

贰 老胡奶奶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只记得老胡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

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那时候她还和我们住在一起)经常要给我讲故事——不过大概率是我缠着要她讲,好多次提到家乡有一位裹脚的“老胡奶奶”。终于等到一次假期,我同奶奶回到港栾村,才有机会登门拜访(随着奶奶去串门)。

老胡奶奶盘腿坐在炕上,奶奶拉着我坐在炕沿。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奶奶突然伸手扯掉了老胡奶奶的一只袜子——为了向我证明“小脚”一事所言非虚。

老胡奶奶大了奶奶一辈,两人却相交甚笃。热火朝天地聊起天来,全然看不出长者的架子、晚辈的拘谨。问起父亲,父亲说这是源于“人以群分”。

奶奶是个“牙硬”的人——普通话大抵译为“硬气,不好惹”;老胡奶奶亦然:父亲的原话是,“牙硬啊,和你奶奶一样一样的。”

“那个老太太,她看不上眼的人——理都不理!”父亲以神气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就(只)上咱们家来,就爱和你奶奶说话。”

父亲说老胡奶奶和奶奶都是很讲理的人——这里的“理”显然指向乡土道德——加上年纪大,因而在村里都很受尊重。于是我开始由衷地佩服奶奶和老胡奶奶:

奶奶由于第一任丈夫去世,改嫁到了栾家;老胡奶奶由于第一任丈夫去世,改嫁到了胡家(虽然姓胡,但也安定在港栾村——这之间大抵是不矛盾的)——才被冠以“老胡”的称谓(老胡奶奶原本是不姓胡的),才因此被我称为“老胡奶奶”。

就乡土道德而言,“改嫁”已然足以让她们备受非议;就血缘与地缘而言,外乡人的身份更让她们难以融入:“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改嫁到外乡来,不仅没有被排斥,还成了村里具有一定权威的女性长者,这简直是不得了的本事。“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猜她们之间一定还有这一重情分。

听父亲讲,老胡奶奶原是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后来落魄了,生活不很好。父亲儿时作为晚辈去拜访,有时赶上老胡奶奶家吃饭,久而久之(?)竟发觉:他家“虽然穷,但是她那个儿子——不能说每顿饭吧,可能是每天——得给老太太啃半个猪蹄。米汤,咸菜;但是碗里有半拉猪蹄——给老太太的。”

老胡奶奶极护犊子,尤其爱护她的孙子大春。“护孙子!谁要欺负他们家孙子了,那拿着拐就上他们家去了!” 父亲说,大春现在在济南。

老胡奶奶活到了一百零一岁。

港栾村的村支书极孝顺,因而很尊敬村里的老人。于是规定,港栾村的老人只要活到了一百岁,就给一万块钱;过了一百岁,每多活一年再给一万块钱。

于是奶奶曾在老胡奶奶走后向父亲开玩笑道,“这老婆,太像人了,临死还给她的结巴儿子挣了两万块钱。” 老胡奶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胡光远在城里有公职,也有退休金;二儿子“老德”是个结巴。

不知道是不是记忆过于久远带来的偏差,我总觉得老胡奶奶是在十月送的殡。送殡的那天雷电交加,下了暴雨。

 

叁 二姨爷爷

“午后,

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小学的时候父母工作甚忙,寒暑假间的每个白天往往都只有我和奶奶在家。某个假日的早上(八九点钟的样子,父母正准备出门上班),家里的座机接到了一个电话。

大约不是什么好消息。

父母嘱托我,要在那天额外承担一份安抚奶奶的情绪的任务,而后便匆匆出门。

奶奶盘腿坐在座机旁边的地板上(座机放在很矮的电视柜的一角),八九岁的孩子懵懵懂懂地站在旁边。奶奶身材矮胖,盘腿坐着的时候不得不驼背,并把双手撑在地板上。

佝偻的头发花白的老人,总给人沧桑之感。

奶奶定定地看着窗外。但小孩子知道,自始至终,她的奶奶看的绝非窗外凋零殆尽的杨树——我并不能确切地记起那时候究竟是寒是暑了,只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好,顺着落地窗泼洒进来,照得人暖融融的:倘若是夏季,窗外枝繁叶茂的高树大约要拦下近一半的阳光。

迎着阳光,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不知道在眼前一片金灿灿与白茫茫的空无中,老人瞧见了故人几何。年老的人大抵往往对同龄人的离去感到别样的悲伤,而后怅然呆坐,像个孩子。

奶奶不喜欢坐凳子、坐沙发,不论择韭菜、剥蒜、看电视,都爱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背靠沙发。莫非在摇摇欲坠的高楼里,只有这一种方式能让奶奶随心地保留旧有的习惯、从而感到乡土般的亲切?不,奶奶还是愿意和子女——和我,待在一起的。我这样想。

不谙世故的小孩子恰恰是最敏锐、最富有共情能力的——他们不需要尝试去理解便已经懂了。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奶奶的难过,于是由衷地为奶奶的难过而难过。“小大人”忧心忡忡地念叨着,“你要是有事,我——我们可怎么办?” 我不记得奶奶是怎样宽慰我的了,只记得早在当天下午,我便忘了奶奶的难过——奶奶都不难过了,我哪里想得起来难过呢。

二姨奶奶是奶奶的妹妹,所以二姨爷爷是奶奶的妹夫。我当然不清楚二姨爷爷、二姨爷爷家与奶奶之间有怎样的过往,只在父亲的叙述中潦草地勾勒出了伦理层面的人物关系。

大伯的二女儿与格格是好朋友。格格的父亲是大强——我应当称呼“大强叔叔”,二姨爷爷是大强叔叔的父亲。大强叔叔与父亲是儿时的玩伴。二姨爷爷家是裁缝。

三姨爷爷家种地,但原是木匠出身。三姨爷爷是大奎叔叔的父亲——大奎叔叔儿时也与父亲相交甚笃(这几个同村的男孩子互相之间大约都玩得不错)——当下亦然——大奎叔叔的女儿高考前来北京治病,是父亲带着去的;前几年又考上了人大(现下本科也还没毕业),于是举家来我家小住,送这位争气的女儿来首都念书。

四姨奶奶现今仍在种地——“你四姨爷爷啊,早就没了”,往年回山东的时候,临走总要带上四姨奶奶磨的面、轧的面条面片。

 

肆 门爷爷

“互相埋没的心流,在孤单中祈祷,在破碎处眺望,或可指望在梦中团圆。

记忆,所以是一个牢笼。”

 

门大伯是父亲的挚友——虽然父亲没什么文化,他却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出来的。门大伯也是山东人。

门大伯家大抵可以说是“书香门第”。门奶奶——门大伯的母亲——(我记得仿佛)曾是老师;门大伯的兄弟姊妹又都很有出息——具体分别是做什么的我不记得了,不过都是些很需要文化水平的工作——但是门大伯没有工作,父亲说他靠收房租生活(睡觉、看书、吃饭、出去打水买菜、和父亲在买菜的路上偶遇——然后一起看一会儿路边打牌的;还曾出过一本书——赠了父亲一本)。

经由父亲和门大伯的交情,奶奶和门奶奶相交甚笃。奶奶还住在北京的时候,门奶奶常到我家来串门(往往是白天,父母出去上班、我去上学、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的时候)——两人盘腿对坐在西北屋的床上(现在是我的卧室了。当年奶奶和我同睡在这屋。),就着家长里短、人情世故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

两人都说山东话。待聊得深入、情到真处、已经开始声情并茂地演绎的时候,语调便抑扬顿挫得极好听了。

不过,听着“读书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同没有文化的奶奶侃侃而谈,我总觉得有点违和就是了。

门奶奶待我很随和,还曾经同奶奶一道去接过我放学(小学的时候,父母下班的时间晚于我放学的时间,于是只好安排奶奶晃晃悠悠地走去学校接我)。回家之后,她们便坐回床上,继续闲谈。

那时候我还听不大懂她们的聊天内容,于是(好像是)拿了张淡绿色的纸,在上面写“福”字、画图案——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我是想做个什么“法器”了。既成,便拿给奶奶看——反正奶奶既没文化(不过“福”字还是认识、会写的)、又偏爱我,不论我拿什么“大作”给她瞧,得到的都是赞美。不过这回我并不记得奶奶说了什么,只记得一旁的门奶奶直夸我写得好。

门爷爷去世了。

我对门爷爷没有印象,只记得在他去世后,父亲曾叮嘱我:“下次再见到门奶奶,不要喊‘门奶奶’,要叫‘陈/秦奶奶’。”——山东话里,“陈”和“秦”的发音极相似,以至于我至今仍未弄清门奶奶究竟姓什么。

 

外公

“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

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

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与死亡。

轻,最是可怕。”

 

我常常觉得外公是个奇怪的人。“Weirdo”。

小学的时候,外公曾在我家小住过一段时间。他不会说普通话,四川话也说得含含糊糊,词句都连成一片,于是我总不知道他在冲着我表达些什么。外公好饮酒——我甚至怀疑他饮酒的程度能不能称得上是“酗酒”了——成日醉醺醺的(虽然父母早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限制外公饮酒了,但他不仅在家偷偷地喝,还偷偷出去买酒喝——喝完再回家),说话的语调往往慷慨悲愤得令人害怕——怕他下一秒会不会做出脱离控制的举动(小时候我当真担忧过:每次外公向我说话——不论是醒着还是醉着——我都听不懂。日积月累下来,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不想同他交流而装作听不懂、于是气得扬手打我)。

外公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分裂的:他会抽烟会喝酒,会像街上流浪的醉汉一样趁着酒劲破口大骂,甚至年轻时候的一次醉酒后险些掐死了外婆——还被他的小女儿(我的母亲)瞧见了;然而他很有才气,会吹笛子,很勤劳,幼年丧父,于是早早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当真是“肩负”(字面意思),才导致外公早早便驼背了。“要是不喝酒,你外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我想,母亲所言的“好好的”,大抵有两重意味。

最后一个“奇怪”,是外公穿袜子的时候要把袜子掖进每个趾缝。

外公已经走了三年了。今年阳历“双十一”的后一天(11月12号,即农历九月二十七)是外公走三周年的忌日(除非母亲随意提起,不然我是不记得这些的)。

好多年前(我还在上小学),他出人意料地从已入膏肓的肝病中死里逃生;最终(我已经上初二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任由肺病带走了他。

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轻,最是可怕”。

于是, 有什么是比糟践自己更能博得关注的呢?

在得知外公去世的那周的周记中,我写道:

“天格外黑,没有星星,也看不见月亮。路灯依稀地亮着,发出微弱而昏黄的光。寒风像刀片一样划在脸上。我下意识地把手缩进袖子,又向父亲靠近了些。夜格外静寂,只有寒风在猎猎地响,还有被风刮落的簌簌的秋叶。我心中好奇:一向多话而开朗的父亲,今晚怎么一言不发了?

“ ‘闺女,’ 他缓缓道:‘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暗自心惊。

“ ‘你外公,走了。’

“ ‘啊?’

“ ‘你外公今天上午去世了。你妈回去了。’

“我一怔:昨天刚转进危重症病房的外公,昨天还吵着闹着不想戴氧气面罩的外公,去世了。

“ ‘今天上午你舅舅来电话,说你外公不行了。我就赶紧想着送你妈去机场,好让她见你外公最后一面。没想到半路上你舅舅又打来电话,说老人已经走了。’ 父亲继续说。

“我本应伤心,但始终竟没有挤出一滴眼泪。外公是个坏人。他抛弃了外婆,他抽烟喝酒,他通宵地打牌,他醉酒回家企图掐死外婆;他不爱惜自己,他赌气不吃饭,他终日烂醉才把自己两度送进医院…….我觉得自己不应当可怜他,也不应当为他伤心。似乎死才是对他最好的解脱。但听到消息的一刹那,我的心中还是顿时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现在,还觉得空落落的。

“我没有亲见过死亡。但我尝试着在脑海中构造‘死’的概念:外公死了。他见不到我了,不能和我说话了,不能看着我上大学了;我再也吃不到他种的菜了,再也不能装作大人一般像模像样地啜他的茶了,再也听不到他醉醺醺的语气了。倘若我现在能见到他,也只能看见一具冷冰冰的面无表情的尸体…..”

三年前,“回四川”于我而言有四大乐事:母亲骑着摩托带我去绿心路兜风,母亲骑着摩托带我去山上摘外公种的菜,母亲骑着摩托带我去山上看外婆养的鸡鸭猫狗(是两个不同的山头),最后一项——毋庸置疑——吃东西。

外公外婆分别“占据”的两片山头都没人管,于是二人自觉“承担”起了土地利用率最大化的“责任”。

外公在房前的山坡上种满了菜:油菜、豆苗、莲花白、青菜、莴笋、大葱小葱;还有土豆、红薯、花生、黄豆。屋后的山坡上种满了茶树——每年清明外公都要亲自采茶制茶寄到我家(北京的这个家);还有一簇甘蔗。除作物外,屋后还有一个荒废了的鱼塘,蓄了将将没底的水——大约是雨水;还有猪圈和鸡圈——有没有鸭子我不清楚,母亲却说有(她说不仅有鸭子,还有很大的鸭蛋)。

我最喜欢在大片油菜花旁边的田埂上走来走去——我也喜欢在别处的田埂上溜达(或者跑来跑去),只不过在别处溜达(或者跑来跑去)的时候身边没有浪般高高矮矮的明黄、闻不到牛奶蜂蜜似的甜香罢了;其次喜欢掐豆苗;再次,喜欢看母亲拿镰刀砍青菜、砍莴笋、砍莲花白,然后把背篓装得满满当当;最次,喜欢跟在母亲屁股后面看她熟练地干其他农活。

不同于孩子心性,父母更看重外公制的绿茶。

外公去世后,绿茶自然断了供给——没人料理茶树,也没人制茶了;同年,山上的房子被以“人民的名义”夷为平地,再同父母上山去看的时候,只有连成一片的砖瓦断石,再也辨不清房屋原本的位置了——因而失了参照系:我连屋前那个能下到菜地里去的小土台阶(实际上并非什么规整的“台阶”,不过是被外公常年踩出来的两三个平坎而已)一时间都找不到了。

 

陆 后记

“别人”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时常想,所谓的“我的生命”,往往不是围绕着“我”展开的,而是由一个又一个与“别人”一起度过的时光拼凑、填充产生的。

所以,迄今为止,我的生命中有绝大部分涉及“别人”;所以,在“我”的回忆录中,花很多笔墨去讲“他们”原也是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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