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豆儿糖葫芦

小学的前两年我坐校车上下学。等车的位置是一个丁字路口,大马路很宽,直通南北。“丁”字的那一竖是条窄一些的小街,顶头是个商场,快到头时左转就能进我家小区的花园。商场里右手边紧邻门口的是个买糖葫芦的小摊,摊主是个满和气的阿姨,我之前常求着爸爸妈妈给我买糖葫芦。

摊主阿姨看起来比妈妈大些,约莫小四十岁的样子。手上总是带着一副透明塑料手套,让我想起去饭店吃烤鸭。我不记得她究竟什么样了,但一看就是外地人,颜面举止、衣着打扮,似乎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后来我想,兴许她的年龄没那么大,只是脸上皱纹略多了些。

阿姨的手艺很是精湛,做工大大方方的,从不避开人。她将材料穿到竹签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大多是山楂配上糯米、豆沙或芝麻,也有的夹着两三个切了一半的草莓。随后放到一个盛有糖水的小锅中慢慢的煮。

有时买糖葫芦,刚好到她将锅里的拿出来晾干,这是最让我稀奇的。阿姨手真快,还不及糖水滴下来,她就利落地将糖葫芦挪到案板上,登时一个个串起来的红红的小灯笼,就被包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般闪闪发光的糖衣,在背面刚好形成比“葫芦”宽一点的一片透明。我很喜欢那透明的糖片,里面有凝固住的细小的泡泡。

但我不喜欢吃山楂,纵使糖很甜,也总能吃到酸的地方。我喜欢吃山药豆儿的糖葫芦。一颗颗小豆儿绵软甘美,在口中和糖融在一起,简直满嘴、整个人都是香的甜的。她那儿的山药豆一直是两块钱一根。

 

 

二年级时有次放学,半路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她和爸爸临时开会加班,得晚一个小时回来,让我在家门口小花园玩。下了车,我一个人溜溜达达走过小街,刚想拐进小区,瞥见商场里紧邻门口那个熟悉的小摊,改变了注意——家里没什么零食了,应该趁着现在吃根糖葫芦。

我忽然想起有次去超市买零食,逛到一半实在饿了,打开了一包饼干先垫垫,被妈妈埋怨了好一阵子。这糖葫芦还没付钱,我想大抵不能吃。但想想那晶莹剔透的糖,和里头绵软可口的山药豆,又实在觉得馋人。于是我给妈妈打了电话,说明原委,得到了同意。

我走进商场,对着摊主说:“阿姨好,我爸爸妈妈加班,我想吃根糖葫芦,在您这儿等妈妈回来了再交钱,可以吗?”

阿姨笑着说没问题,问我要哪种。

“我要山药豆儿的,那个最好吃。”

“哦,我是记着有个孩子常来这买山药豆的,原来是你。”她挑了一支糖最多的递给我。“你先吃吧,钱不着急付呢。你要包糯米纸吗?”

我摇摇头,嘻嘻笑着接过来。我想,自己待在这里又不会跑,横竖爸爸妈妈接我的时候付了钱就是了。

她给我搬来一个小凳子,我坐了,柜台到我下巴的高度。我左手拿着签子,仰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没有和阿姨聊天,我们各忙各的。她呢,忙着做糖葫芦、买糖葫芦;我呢,忙着看她做、看她买。我看她把裹着糖水的一串串葫芦放到案板上,看顾客来挑选、问价钱,看闲人将钱递到阿姨手里,心满意足地吃着走开。我不时右手漫不经心地写两笔作业——把柜台当作桌子实在太高了。

一根不够,我又要了一根。吃完,又要了一根。

妈妈终于来接我时,又好气又好笑:“小丫头,真是的,一根儿不够啊,有这么好吃。”我只是嘻嘻地笑着。

 

“阿姨再见!”

 

 

三年级时这间房子租出去了,我们搬进租来的学区房。再后来,大概六年级,我随妈妈回去看过一次房子。那是个还算凉爽的初夏,我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匆匆路过那个商场,没有停下。

大街上人来人往。从旁边大学里走出的情侣手挽着手,在街边漫步到公交车站等车;骑车的人将文件包或是远处超市里刚买的菜放到前面的筐子里,摇着车铃往前蹬;汽车不时发出刺耳的鸣笛声,随着红绿灯的颜色变化此起彼伏。

而我,我也从这条大街经过。但我只看了两眼街对面的商场,就转过头去,只顾看前方的立交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后悔自己没有停下来,没有进去看看那位阿姨还在不在,这兴许是个遗憾罢。

 

 

再之后,我就没有回去过。听说那商场早拆了,盖起了一座写字楼。

往后这么多年,我对糖葫芦的喜爱不减当年,每次买也还是执着于山药豆儿。我很早就记不得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了,也从不知道她姓什么,家乡在哪里,但似乎别处买到的糖葫芦总是没有她店里的好吃。

又或许,是青年的糖葫芦总没有童年的山药豆儿好吃罢。

在与我无关的日子里,她还会做那么多支糖葫芦,也还会把这些糖葫芦卖给那么多人。想必她早不记得有个爱吃山药豆儿的小孩儿在她那儿写过作业了,但这段故事却在我心底记得分明。有次不经意间想起,不禁惊讶于自己记得这样久远的故事。

越长大我越明白,很多人的人生和你的,有或长或短的、或执着认真或漫不经心的交会,但终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岔路口分道扬镳,此后再无交集。或许该乐观些,毕竟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向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努力着。

我不知道那位阿姨是什么样的人,我只在她那儿买过很多次糖葫芦、写过一次作业罢了。或许她从家乡远道而来,或许她有很可爱的孩子,或许她每天很早就起来摆摊——她有她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又何必惋惜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故事呢?

现在的山药豆儿糖葫芦得五块钱一根了,不知道她摊上的涨没涨价。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买糖葫芦,还会不会有一个小学生到她那里,吃着没付过钱的山药豆写作业——又或者,她还卖不卖糖葫芦。

 

山药豆糖葫芦

小学的前两年我坐校车上下学。等车的位置是一个丁字路口,大马路很宽,直通南北。“丁”字的那一竖是条窄一些的小街,顶头是个商场,快到头时左转就能进我家小区的花园。商场里右手边紧邻门口的是个买糖葫芦的小摊,摊主是个满和气的阿姨,我之前常拽着爸爸妈妈给我买糖葫芦。

摊主阿姨看起来比妈妈大些,约莫小四十岁的样子。手上总是带着一副透明塑料手套,让我想起去饭店吃烤鸭。我不记得她究竟什么样了,但一看就是外地人,颜面举止、衣着打扮,似乎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后来我想,兴许她的年龄没那么大,只是脸上皱纹略多了些。

阿姨的手艺很是精湛,做工大大方方的,从不避开人。她将材料穿到竹签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大多是山楂配上糯米、豆沙或芝麻,也有的夹着两三个切了一半的草莓。随后放到一个盛有糖水的小锅中慢慢地煮。

有时买糖葫芦,刚好到她将锅里的拿出来晾干,这是最让我稀奇的。阿姨手真快,还不及糖水滴下来,她就利落地将糖葫芦挪到案板上,登时一个个串起来的红红的小灯笼,就被包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玻璃般闪闪发光的糖衣,在背面刚好形成比“葫芦”宽一点的一片透明。我很喜欢那透明的糖片,里面有凝固住的细小的泡泡。

但我不喜欢吃山楂,纵使糖很甜,也总能吃到酸的地方。我喜欢吃山药豆儿的糖葫芦。一颗颗小豆儿绵软甘美,在口中和糖融在一起,简直满嘴、整个人都是香的甜的。她那儿的山药豆一直是两块钱一根。

 

二年级时有次放学,半路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她和爸爸临时开会加班,得晚一个小时回来,让我在家门口小花园玩。下了车,我一个人溜溜达达走过小街,刚想拐进小区,瞥见商场里紧邻门口那个熟悉的小摊,改变了主意——家里没什么零食了,应该趁着现在吃根糖葫芦。

我走进商场,对着摊主说:“阿姨好,我爸爸妈妈加班,我想吃根糖葫芦,在您这儿等妈妈回来了再交钱,可以吗?”

阿姨笑着说没问题,问我要哪种。

“我要山药豆儿的,那个最好吃。”

“哦,我是记着有个孩子常来这买山药豆的,原来是你。”她挑了一支糖最多的递给我。“你先吃吧,钱不着急付呢。你要包糯米纸吗?”

我摇摇头,嘻嘻笑着接过来。我想,自己待在这里又不会跑,横竖爸爸妈妈接我的时候付了钱就是了。

她给我搬来一个小凳子,我坐了,柜台到我下巴的高度。我左手拿着签子,仰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没有和阿姨聊天,我们各忙各的。她呢,忙着做糖葫芦、买糖葫芦;我呢,忙着看她做、看她买。我看她把裹着糖水的一串串葫芦放到案板上,看顾客来挑选、问价钱,看闲人将钱递到阿姨手里,心满意足地吃着走开。我不时漫不经心地写两笔作业——把柜台当作桌子实在太高了。

一根不够,我又要了一根。吃完,又要了一根。

妈妈终于来接我时,又好气又好笑:“小丫头,真是的,一根儿不够啊,有这么好吃。”我只是嘻嘻地笑着。

“阿姨再见!”

 

三年级时这间房子租出去了,我们搬进租来的学区房。再后来,大概六年级,我随妈妈回去看过一次房子。那是个还算凉爽的初夏,我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匆匆路过那个商场,没有停下。

大街上人来人往。从旁边大学里走出的情侣手挽着手,在街边漫步到公交车站等车;骑车的人将文件包或是远处超市里刚买的菜放到前面的筐子里,摇着车铃往前蹬;汽车不时发出刺耳的鸣笛声,随着红绿灯的颜色变化此起彼伏。

而我,我也从这条大街经过。但我只看了两眼街对面的商场,就转过头去,只顾看前方的立交桥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后悔自己没有停下来,没有进去看看那位阿姨还在不在,这兴许是个遗憾罢。

 

再之后,我就没有回去过。听说那商场早拆了,盖起了一座写字楼。

往后这么多年,我对糖葫芦的喜爱不减当年,每次买也还是执着于山药豆儿。我很早就记不得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了,也从不知道她姓什么,家乡在哪里,但似乎别处买到的糖葫芦总是没有她店里的好吃。

在与我无关的日子里,那位阿姨还会做那么多支糖葫芦,也还会把这些糖葫芦卖给那么多人。想必她早不记得有个爱吃山药豆儿的小孩儿在她那儿写过作业了罢。

小学前上围棋班,认识了邻居家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我俩每节课都挨着坐,平时也常在小区里玩儿。她似乎个子高挑,很爱笑,其余的都记不真切了。我不再学围棋之后,就没见过她。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了“小时候的朋友”一句话的指代。

 

越长大我越明白,很多人的人生和你的,有或长或短的、或执着认真或漫不经心的交汇,但终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岔路口分道扬镳,此后再无交集。

一二年级时上英语课,总是和妈妈同学的儿子,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一起去。他在地铁站里喊叫着孩子才懂的语言或是学着跑车的声音疯跑,我也在后面追着他疯跑,在人流中穿梭,像个男孩子一样。我们激动地在地铁查询信息的小屏幕前刹住车,紧张地点击一个个按钮,仿佛在搜寻什么深藏着的宝贝——是“仿佛”吗?我越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到底分不分得清现实和童趣了。

后来再大一些,早从那个英语课毕业了,两位妈妈又带着孩子见了一次面——还是坐地铁。我坐在他旁边,寥寥数语,索然无味。那时的我已经被别人定义为一个“适度活泼但整体文静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任由随意疯跑的小孩儿”。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似乎也对我说的话不再感兴趣,于是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听着地铁的语音播报中度过。

或许该乐观些,毕竟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向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努力着。那个哥哥可能不会怀念小时候的疯跑,也不会记得有个小女孩跟着他疯跑,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道那位阿姨是什么样的人,我只在她那儿买过很多次糖葫芦、写过一次作业罢了。或许她从家乡远道而来,或许她有很可爱的孩子,或许她每天很早就起来摆摊——她有她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又何必惋惜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故事呢?——那些相遇与错过,就让它自然地存在着吧。

初一时我在东城区的一个学校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学期。班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的父母不是高知出身,有些人没有我这样幸福的家庭背景。但他们的善良,真诚,让我感到由衷的快乐。知道我要转学,他们瞒着我做了一本手绘的纪念册,那些卡通头像和临别赠言,都是满满的祝福。

转学到海淀后,和个别同学聚过两次,就没再见过面。初二下就记不清一些人的名字了,我一度责怪自己记性不好。他们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境遇,过着千姿百态的人生。那本纪念册现在被我压在抽屉底部,很久没有翻看过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必遗憾自己没有知道别人的人生,我们都在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现在的山药豆儿糖葫芦得五块钱一根了,不知道那位阿姨摊上的涨没涨价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卖糖葫芦,还会不会有一个小学生到她那里,吃着没付过钱的山药豆写作业——

又或者,她还卖不卖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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